克拉玛依大火的心结――魔幻作家崇安专访

作家崇安先生（左）与本报记者

　　【常崇安简介】　常崇安，笔名崇安，魔幻小说家，物理学博士，现居于安大略省伦敦市。1945年出生于成都，祖籍山西常家庄园。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，1968年在文革中毕业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劳动，后在当地林业局中学教书。1973在四川的三线工厂学校教书。78年后从西南考回北京，在北大天体物理系做研究生。之后赴美留学，1985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。先后在匹兹堡大学、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校任教和做研究工作。1995年后在伦敦和多伦多创办“常博士教育中心”直到2010年退休。退休后从事写作。2013年在美国出版了基础汉语（中文益智宫）、中级汉语（中文科学园）、高级汉语（了解中国）等3本书，现为美国俄州大学等高校的汉语课用作教材。2014年出版长篇魔幻小说《七公子传奇》，讲述七个人历经艰难，跨越三大洋，成功把300个在火灾中遇难的孩子复活的故事。这部小说现已由伦敦市图书馆收藏，并开始外借。崇安的父亲常燕生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，诗人，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，是山西唯一与鲁迅、陈独秀、胡适有书信文章往来的人士，其诗词作品曾得到吴宓的高度评价。兄长常崇宇是中国当代知名作家，先后出版过《流年似水》，《魂断戈壁滩》，《大陆中国青年党人的归宿》等作品。
 

崇安先生的作品

　　在我们与常崇安先生谈论其新作《七公子传奇》的时候，他常常会绕开话题去讨论小说之外的现实意义。或许他更看重的不在于“幻”，而在于“幻”之下的真实生活，这种真实是一种反思与反省，一种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的社会矛盾，一种从面对天空到介入现实的呈现 。于是乎，以下的采访，我们不会再囿于文学的形势框架，而是更多的寓尖锐于委婉，寄深刻于平淡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您之前一直在从事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，与写小说完全是两码事，数字和文字之间您是如何权衡的？

　　常崇安：我的父亲是个文人，多少都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。不光是我，包括我周围的兄弟姐妹，我的两个哥哥，一个是研究电机的，一个是教数学的，退休之后都去舞文弄墨了。因为从事科学类研究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计算机来实施，过去算的都是大工程，比如解180多个方程联立在一起所形成的大方程组，这在家里是不可能完成的，相对来说，写小说只需要你有一台电脑和一个人脑，有的时候你思考后的想法可能根本按捺不住，早晚会跑出来的，无须外界基础的限制，既可以转为现实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是什么原因触动您开始写小说？

　　常崇安：我以前出版过一些科普类的读物，真正开始写小说是在退休之后，绝谈不上偶然。退休之后，空闲的时间多了，没事的时候写写书，跟人聊聊天，把以前的一些想法和经历转换成文字，与人共享。有些东西，你一辈子放在肚子里等待它去腐朽，是一种浪费，我年轻时候经历的一些事，一些过往，或许写出来能产生一些意义，哪怕只是与几个人产生共鸣，这也值得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您可以谈谈您创作这部七公子传奇的初衷和其中的现实意义吗？

　　常崇安：其实你们应该都清楚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大火，导致325人遇难，其中288名为中小学生 ，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结，我希望通过一部作品能把我的心声传达出来，克拉玛依大火过去20年了，我总觉得政府欠给社会以及这些学生家长一个道歉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那这部小说在国内发行肯定会有一些困难吧？

　　常崇安：是的，我在这部小说中写到了相关情节，“让领导先走”这句话也有提到过，想要在国内出版还是有相当的困难。我写这部小说是一种反省和反思，赶在克拉玛依大火事件2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，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吧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您能谈一下您之后的一些计划吗？

　　常崇安：我有一个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，希望尽快写出来，我想写我的一个亲属，书的名字叫《最后一位长征者》，这段历史过去80年了，当时参加长征的人，假定15岁，现在也已经85岁了，很多都已经去世了，我这个亲属，今年是98岁，是我的姑父，我在13,4岁的时候见到他第一面，17岁我在北大上学，周末都住在他家，直到毕业。我姑父在朝鲜谈判的时候是志愿军朝鲜谈判的首席代表，谈判完了之后，被周恩来总理调到外交部，先后在四个国家担任过驻外大使，阿富汗，巴基斯坦，挪威，和埃及，在巴基斯坦时做了很多事，刚到任的时候，中巴关系并不好，后来他提了很多建议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其中建立了中巴航线，划了边界，还有把李宗仁先生从美国接回大陆，之后，中央本来要让他担任外贸部部长，但是还没有上任，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，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多说了，但是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小说，或者是人物传记，很有价值，但是这本书也很难写，容易的是他的事迹我都清清楚楚，但是难在实事求是，很多敏感地带很难碰触，有时候我觉得写实的东西还不如虚幻的东西容易写，虚幻的写出来谁也不会反对，除了克拉玛依大火可能让宣传部的人感到头疼以外。虚幻的东西是你可以凭空构思，但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，比如我还打算写另一部科幻作品，主要描写外星人如何帮助北京解决堵车、雾霾等现今的问题，那我也得好好想想，这不是凭空就能写出来的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您在海外生活多年，对这边的经历您有何感触？

　　常崇安：我在加拿大一来就是工作，之前在美国读书，86年来到多伦多大学工作，当时大部分人都讲广东话，将普通话的人不多，生活也很单调，很久没有回过国，上一次回国参加同学聚会，很多当年的朋友，现在都70多岁了，大家都步入古稀之年，在一起聊天还是颇有感慨的。对于移民海外的经历，没有考虑太多，也没有想过要写一些什么东西。在这边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风顺水的，说白了就是求学，工作，很单调，也很单纯。在国内经历了太多，在这边就要把心放一放，其实直到出国后，心才渐渐踏实下来，也发现一种平和的生活是多么难能可贵。其实我在加拿大教书这么多年，发现加拿大本地的学生，或者是科研单位的工作者，都保持着一种单纯的心态。中国学生比较会考试，但杂念太多，心放不平整。我们这些国内搞科研的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，我本人就吃了大亏，我到了多伦多天体物理研究所后，我的老板，教授，比我小10多岁，他们年轻，脑子里又没有装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很快就能够出成果，思想也习惯于竞争，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思想上束缚很大，思维僵化，我之前有13年没有接触科学，从文革开始，有时候在劳动，有时候在参加一堆莫名其妙的运动，荒废了整整13年。但是相对而言，这些经历这些故事也成为了我今天写作的素材。

　　《红枫林》记者：您写作的灵感来源是什么？

　　常崇安：退休之后，常常会跟人在一起聊天，出门散步，看到一些事情，我都会去琢磨，观察，让大脑处一种思考的状态，一些荒诞天马行空的想法千万不要去排斥。我一般都会在床头放一张纸，放一杆笔，在睡觉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情节，就赶紧拉开灯，把所思所想记下来，一个晚上有时候要开灯十来次，如果当晚不写下来，也许第二天就忘却了。等到有了这些想法，有了这些框架，大概三个月就能完成初稿，换个角度来说，除非是自己懒，否则故事无处不在。

　　时间过的很快，转眼已经和常先生聊了近2个小时，因记者后面还有一个会议，不得不与常先生道别：祝愿常先生将要写的2本书能够顺利进行，早日出版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