勿让香港成中西方关系断裂的起点

“占中”以来 中西方关系因港恶化

应该说，中西方围绕香港进行各种竞逐及舆论战其来有自，并非始于今天。当中的矛盾及利害关系并不仅是港版国安法一事，而是因香港这个地方。只不过在香港回归前后，中国与西方各国虽有就香港问题出现争论，但双方的态度都是友善，并愿意进行协调及尝试达至共识。直到2014年的“占中”开始，双方的互动及关系才逐渐出现变化。

香港于2014年爆发“占中”，当时不少港人因不满2017年特首及立法会普选安排而走上街头示威，最终大规模爆发成占领行动。在“占中”爆发后，有北京媒体将“占中”的爆发源头指向“外国势力干预”，并指有外国势力提供国外政治势力和金钱的支持，让香港出现“港版颜色革命”。而时任特首梁振英同指，一直以来都有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，“占中”并唯一一次。中美两国为免损害两国关系，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“占中”初期，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面，强调美国不会亦没有参与“占中”。而美国国务院亦呼吁港人应和平表达立场，并指港府的处理方式也应克制。虽然双方并未有向对方进行任何反制手段，但“占中”的爆发，港府和部分北京媒体的指控，以及当时西方舆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介入，亦为日后的各种角力埋下伏笔。

当然，北京与西方的关系不止仅因香港而出现转变。拥有不同文化传统、价值观和体制的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，2018年中美贸易战吹起号角。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，香港在2019年6月爆发修例风波，港人举行大规模游行及各种示威行动，以反对北京及港府，最终演化为频繁的暴力冲突。对于修例风波，西方社会积极关注，不少国家的官员多次公开表态，与香港一些泛民政治人物和本土派代表互动频密。

比如，英国外交大臣杭特在爆发修例风波时，声援香港示威者，并指《中英联合声明》至今仍然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，警告北京如果未能遵守将会引发严重后果。而北京在2017年及2019年均重申，《中英联合声明》只是一个历史文件，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，更强调英国不应干涉中国内政。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（Mike Pompeo）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（Nancy Pelosi）等官员非常活跃，频繁介入香港局势。在这样背景下，美国政府直接出台了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，遭到北京的强烈反对。

至2020年香港正式实施港版国安法后，中西角力持续升级。7月，欧盟正式就港版国安法向香港实施制裁，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限制对香港输出可能用作内部镇压、截取通讯或进行网络监察等的敏感科技。同时，欧盟亦会视香港与内地同一对待，不再享有特殊待遇。英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五眼联盟国家和芬兰、德国相继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，法国暂搁置不批与香港引渡协议。对此，北京方面表明反对态度。而美国更取消香港特殊待遇，签署《香港自治法案》，宣布向11名央港官员进行制裁，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的包括移交逃犯在内的三项协议。及后，北京及港府强烈抨击美方的举动及作出反制措施。至今，中西方仍就香港各方问题进行角力。由“占中”至港版国安法，短短数年，不难发现中国与西方各国就香港问题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。

香港应为中西缓冲区和桥梁 非断裂起点

毫无疑问，中西关系因香港出现紧张是有现实原因。近年来随着香港陆续发生占中、旺角骚乱、修例风波，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管治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。围绕问题的产生和解决，中西方因不同的文化传统、价值观和体制，在认知上大相迳庭。尤其是在中西意识形态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，当香港爆发修例风波，北京为了填补国安漏洞，强势制定港版国安法，西方有所不适应甚至推出反制措施，并不令人意外。对于北京来说，该坚守的底线当然应该继续坚守。

目前来看，香港依然是中国最为独特的城市，具有中西缓冲区和桥梁的作用。(HK01)

但与此同时，也应该认识到，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升级，美国深层政府试图以香港作为动员工具，推动中西方社会进入“新冷战”格局的情况下，保证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，尤其是欧盟和日韩等不因香港问题而倒向美国，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。

中西方关系因香港问题而出现持续紧张并非积极信号，从发展大局来看，中西围绕香港而出现大范围的矛盾裂隙，不仅会损害香港作为中西方联系桥梁和缓冲区的作用，冲击香港的经济与世界金融中心地位，不利于国家改革开放，而且在中西意识形态竞争激烈、中美结构性矛盾螺旋式升级之际，容易进一步扩大中西关系的裂痕。因此，就中西方围绕香港发生的冲突，北京应该将“五眼联盟”与其它西方国家区别对待，要有效管控就此与西方冲突的边界，争取西方对港版国安法的理解而不是对等报复。

长期以来，因为华洋混杂、中西方深度交汇的特殊环境，香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扮演缓冲区、桥梁的角色。1949年中共建政后本有足够军事实力强行收回香港，但当时毛泽东、周恩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预判和香港特殊性的分析，认为“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，才能存在和发展，这对我们是有利的”，故提出“长期打算、充分利用”的对港方针，暂时不收回香港。这种安排缓和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，开始确立了香港的缓冲区、桥梁地位，让中国在被西方世界普遍孤立封锁的情况下打破缺口，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、经济和外交利益。内地改革开放后，香港更是承担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，为内地提供了转口贸易渠道，常年是外资进入内地的最主要通道。虽然随着内地经济持续崛起，香港在整个国家的GDP占比越来越小，甚至已被深圳赶超，但香港的独特性依然难以被内地任何城市取代，仍然具有中西缓冲区和桥梁的作用。

正因这样，现时北京在解决香港问题时，不能不考虑怎样才能减少对香港的中西方缓冲区、桥梁角色的冲击。毕竟，中西方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，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紧密往来，让彼此之间利益深度交织。这也是为何尽管基于认知和意识形态分歧，欧盟国家对港版国安法表达了反对态度并推出了相应制裁措施，但总体上仍然比较克制，不太愿意涉入太深，以免影响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联系。尤其是作为欧盟核心的德国和法国，明显存在某种挣扎摇摆的心理。既然如此，不论是为了国家发展大局，稳定与西方的关系，还是为了在中美这场世纪博弈面前尽可能构建“国际统一战线”，争取多数西方国家不倒向美国，中国都应该在坚持底线的同时，多做沟通说明，维持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，不让香港从中西方联系的桥梁变成断裂的起点。